把“一课经济学”的讲义延后，抽出时间说说学校食堂的事情，因为我对这个感触颇深。我在高中时候，学校给我留下的一个难忘纪念就是一个留校察看处分。原因就是在因学校食堂问题而引发的罢餐事件中表现突出。一晃十八年过去了，类似的事情不久前又成了新闻热点，而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同样是一家民办学校。这不是打奥派的脸吗？不说私有企业效率高于国营吗？为什么总是民办学校、民办幼儿园出事故？
奥派没有被打脸，芝派也许有点肿。因为奥派不会笨笨的去实证，我们知道现实中影响结果的因素是复杂的，无法做实验室那样的比对。而芝派也会提出自己的解释，但总是迂回，走了下乘。不攻击友军了，还是从经济学角度说说，为什么民办学校的食堂总是出事这回事。
我们决不能草率的说，因为公立学校有关系，所以很少被曝光，或者记者蓄意打击民办学校，这样的答案是通不过的，就算有这样的事情，有确实的证据，也是个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理性分析的问题，从这里也能明白很多更复杂的现象。
把学校食堂做好，其实不简单！
平心而论，做学校食堂是很难叫好叫座的，因为学生的上一个厨师是他亲妈。无论厨艺水平如何，包含着关心与爱的妈妈料理都是伴随着人一生的美好回忆。这不是煽情，也不是为食堂开拓，想让毫不相干的人以责任心像你亲妈一样，天天调换着法子给你做吃的，是很难的。如果你家雇过保姆应该知道，除了给工资，还要监督管理，否则也很难确保用心。当然，确实会有职业道德高尚的人很主动的做事，但这是幸运。在学校食堂，是有一定分工的，采购、洗菜、炒菜、做饭、仓储、清洁一整套流程下来，一个人不给力，就可能有隐患。
我也相信，成都那个学校的食堂肯定有问题。不管相关部门体检结果如何，以中国家长之怂，搞出这样大的事，没有积怨是不可能的。食堂是商家，学生是消费者，对于商家来说，消费者不满意是不需要充足理由的，有这么大的积怨还无法实现食堂管理者的更换，最后要闹这么大的影响，这事情本身就已经不正常，不要说是不是霉变，是不是有毒，有没有某种程度的健康伤害。
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个周日的傍晚，刚刚从家里返校，民办高中住校每个月交一次饭费，一天多少钱已经记不清了，30？25？15？。只记得我把钱交给生活委员后，不就他神色神秘的退给我，说我们要罢餐。起因是隔壁班两个女生拒绝交钱，说自己不去食堂吃，自己带饭或者去小卖店解决。然后学校很严肃的停了她们的课，让她们回家去。而当是时也，学校食堂的饭菜质量也确实到了一个低谷。以沈阳腊月的严寒，中午能吃到肉色发红微臭的排骨。积怨已深。
于是，从周一开始，我们高二年组一个去吃饭的都没有，进而向高一高三蔓延。旋即学校召开了代表座谈会，我是班里的学委，自然也是代表之一，但确实不是发起人。在座谈会上，食堂管理员“王”顾左右而言他。轻描淡写的承认自己工作不完美，但是众口难调。没有很好的与学生做沟通，今后要更加努力地为同学们服务……。我听不下去了，提出制度性整改，意见比较尖锐，举例比较具体，加上写了一些公开信之类，最后只有我得了留校察看处分，真正的发起者被我成功的掩护了。
话说回来，没仇没怨没有作案动机，食堂管理员不可能蓄意谋害学生。如果不需要食堂管理员王姨多费辛苦、心思或钞票，只需要喊两声，都好好干，或者做点思想政治教育就能把质量提升起来，我相信王姨会乐此不疲的干。但她没有这个才干，却有过硬的关系，我不相信她能做好。食堂做得差，首先是恶劣的管理，以至于作不出好结果。无论是有意的为了节省成本购买劣质食材；还是采购员贪污或者是明明是好货保存不善或者没有洗干净等等原因，追根溯源，恶劣管理。
问题是，不是私立学校吗？或者至少是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吗？为什么管理也不行？
私有制是个制度，本质是市场经济
当我们揭露那些满是道德情怀的，对不盈利的国营企业吹嘘的文字的时候，我们有事会遵循着公共选择派先贤的质问指出：政府人也是理性自利人。那么反过来说，私企的经营者更是如此。他们不仅理性自利，而且利欲熏心，不仅会懒惰懈怠，有时还会纯粹的做蠢事。如果不考虑不是自己钱花起来不心疼的人性弱点，私企老板做的蠢事至少与国企老总一样多。
一些浅薄的主流经济学者，就算支持市场经济，往往也过多的强调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而不考虑更本质的市场机制问题。仿佛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完全是因为人的道德不健全，过于自私的缘故。事实上，确保私有制高效率的不只是生产者或卖方对财产收益的私有和对利润的关切，更有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就是米塞斯说的消费者主权——生产者的盈亏完全由消费者裁决。
我家楼下的饭店如果做菜难吃或者不卫生，让我拉肚子，就算我嫌举证麻烦不去法院告他，我也有足够多的方法惩罚他，最简单的办法，以后不去了。大家都不去了，这家老板没生意可做就会亏损，最终退出市场。消费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需要用情愿的方式让这个笨蛋老板离开，但是这个市场机制，在一些领域，就暂时失灵了。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被扭曲。
民营机构做的不够好，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竞争者不够多。两种可能，一种是虽然你不满意，但以这个经济体的资本水平上，已经是最好。做的更好的人不会赚更多的钱，消费者舍不得购买。另一种可能是，是不是市场准入条件太苛刻了，把竞争者挡在大门外！民办教育就是这种情况。
食堂是外包的，学校是民办的，但是家长的选择确实不多。为什么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选择民办教育呢？或者是对口公立小学质量太差，或者因为户口不在所在城市上学困难，而民办学校可选则的选项又非常少。去年笔者所在的沈阳调整了一下初中的招生政策，严厉禁止了通过借读插班等形式花钱进入好初中的门径。由于是义务教育阶段，考试也变得千奇百怪的综合素质评估。赶上这个关口的家长慌忙不迭的替孩子找学校，实在不行先在私立交份钱占个学位，有更好的地方再去退。晚两年才有孩子上初中的家长则像没头苍蝇一样找学区房，一些仿造重点学校起名字的野鸡学校帮地产商卖了不少学区房，价格大涨。
在大多数家长面前，可选的路是不多的。食堂仅仅是学校的配套设施，其他一般的或者农村的学校教育质量有多差、学风有多坏，对一个相对好的环境里一张课桌的需求就有多迫切。所以家长很怂，因为没有太多的选择，几年时间忍忍就过去了。这些孩子的祖父祖母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长辈在售货员之类现在上不了台面的职业面前，也曾如今日的父母一样，带着满脸谦卑的笑容，耻辱的消费。
恶劣的饮食背后是食堂恶劣的经营，而纵容食堂恶劣的经营，而是私立学校的经营者颟顸懈怠的恶果，这种颟顸的经营者为何不被淘汰，才是问题所在。不少人有能力做得更好，但没法与他竞争，想办一个学校除了直接的资本投入外，获取各种批文的过程实在太难，不仅需要钱还需要资质和关系。如果学校如同饭店一样相对自由的准入和竞争，那么一家学校允许恶劣的食堂垄断，业绩会受拖累的。市场竞争很难形成供给方的强大联盟，业内陋规迟早会被揭露。在自由准入的市场上，效率的实现是有代价的——竞争的失败者付出代价。
当私有制保护了商人享受和使用私有财产的权利，同时也就“强加”给他们为了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的义务。康德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如果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道德法则至少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就是私有制，也就是消费者主权的伸张。无论是马虎大意还是错误的积极决策，生产者要面对消费者的裁决。
在自由准入、自由竞争的教育市场，商人会更有动力顾及企业的商誉和长远利益，欧洲一些大学食堂甚至成为吸引万千游客的景点，这种商誉的积累甚至可以遗泽子孙。这种良性发展，是有环境和制度条件作为前提的。
如果在一个企业家没有安全感的经济体，你不仅有合法的执照手续，还把企业做到上市公司的规模，创造了积累多年商誉的品牌，统治者随便找一些借口，一声令下你就要退出市场；这个国度如果可以随意的把类似幼儿园这样的庞大产业国产化，那么民营校园的经营者又怎会有顾及长远利益的动力呢？所谓无恒者无恒心，说的就是这类情况下的行动者。
在一些国营为主体的行业，民营资本非常脆弱，头上有一把刀，稍有过失不仅会导致彻底的毁灭，甚至殃及没有犯错的同行。而同样的错误，如果出现在国营同行身上，只会与食堂的王姨一样，被要求整改，而不是被替换。但我们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公立学校、幼儿园的食堂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实有一些办的不错，这是公有制的优越性吗？是因为公立机构不盈利带来的好处吗？
为什么有一些很不错的公立机构？
效率不能只比较结果，还要比较成本。我确实知道且了解一些公立幼儿园，因为我有亲属在那工作。相对于民营幼儿园来说，条件确实是优越的，厨师甚至是星级饭店退休的，甚至费用也不贵。但是，成本是巨大的。民营幼儿园需要自负盈亏，不但要赚出所有员工的工资，还要赚出利润。而对于一些公立机构来说，这点托费也就是运营成本和额外奖金的来源，有公家来补贴。此外还有灰色收入，想进这样的幼儿园，没有关系是很难的。
这些机构的主事者同样顾及自己的利益，在政绩要求下可能会把标准做得超高，但代价同样是超高的。我们需要的任何好服务，都有一个价格，是在可以接受的代价上追求更好，而不是不考虑代价要求最高级别。人们认为公立更好，是因为代价不完全是消费者自己承担。民营机构如果也达到同样的标准，可能消费者会觉得很贵。
无可否认，国家有能力办一些条件特别优越的幼儿园，正如人民公社运动初期，国家有能力办一些样板性的非常不错的公社食堂。但是，当这个制度普及开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国家的补贴最终也是取之于民。不论取的渠道是什么，对经济的压力是实打实的。成都的事情出来后，网上又有人拿出神话般的日本校餐，一个加拿大人拍的视频。然而且不说一个洋鬼子走马观花的刻意拍摄是否可信，也不说网上也有不少校餐的负面。只说这种普遍的转移支付同样构成了日本纳税人重负的一部分。、
不考虑代价，人有无穷的欲望。但在这个充斥着稀缺性的现实世界，人必须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人把能自由支配的收入按照自己的主观上的价值排序，用在现在或未来的需求上。这个收入多被收走一点，那么人就在边际上舍弃一些本来可以达成的欲望。所以，日本成为低欲望社会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虽然学校幼儿园不花什么钱，虽然校餐有一半补贴，看起来很平等。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没有生育的欲望。因为这些“免费”的代价，不被消费者个人精确的算计，不构成个人的经济性压力，就被弥散到更多人肩上，由于不经济的生产方式，而成为负担。
日本的家庭主妇率很高，中学生的爱心便当网上很有名。为什么小学生就必须维持一个法定校餐，而不是带便当，是非常古怪的事情。在我看来营养配餐是一个借口，每个人的体质有区别，而且如果这个营养配餐有用，最关心孩子的父母也会愿意掌握这个知识。如果说为了平等，那么更是童话，每个人的境况本是各异的，小孩子哪里那么好骗。这不过是相关机构维持自己部门特殊利益的借口罢了。
最后说说我的故事的结尾。当时我的要求是，学校改变供餐制度，现在看来这与经济学无关，而更接近管理学上的内容。后来学校也确实做了改善，不再是每个人按照天数收固定的费用提供一致的饭食，而是变成充值磁卡，大家有更多选择权。当然，限于学校的规模不可能引入多家食堂，而且封闭式校园的制度也不可能改变。结果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好，因为菜价上涨了，但确实更安全了。
按理来说，之前的制度似乎更经济的。食堂不用担心剩菜浪费，按照人数采购，不用费心思想学生更喜欢吃什么，所以可以把价格定的低一些。但是这样的话对经营是很危险的，特别对于不专业的经营者。因为不存在学生不消费的可能，学生不爱吃回去吃方便面，伙食费也一样要交，在食堂的财务报表上，只要控制住成本，盈利是不需要担心的，收入是固定的。没有激励也没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学生有了不吃的自由，就给了食堂经营一个压力。至少要保证做的东西能吃才能有收入。
虽然垄断经营还是有很多便利，但只要消费者有拒绝消费的自由，供给者就受到消费者主权的约束。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开山祖师卡尔·门格尔的洞见，垄断的供给者有能力决定销量或者价格，但他不能同时决定两者。企业追求的不是单位利润率而是总收入的最大化，所以垄断的供给者同样受到约束。但在改制之前的那种情况就不然，它甚至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官僚智能的外包。只有一个总消费者学校来面对总供给者食堂王姨，只有学校有选择权——是否让她经营，她只要考虑学校这个总消费者就够了，至于学生和家长，那只是痛失消费者主权的“用户”。
消费者主权——消费者权益的最后保障
昨天是所谓的315消费者权益日，文章也是昨天开始写的，但事情太多，现在才发出来，赶不上热点也要最后说说消费者权益的主题。真正能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是市场，也就是需求方的选择权和供给方的自由准入，有更多的供给者和潜在供给者，才能更好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我们高中两站地之外是沈阳农业大学，那里是我们的天堂，我们翻墙或者找借口出去的时候，会去那里饕餮一番。仅仅是当时流行的鱿鱼炒饭就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和风味，而每一种都有好几个供应商，价格也不会像学校食堂那么贵。
而消费者不买的自由则是消费者权利的底线，如果连不消费的自由都丧失了——就像为了念书而必须忍耐食堂的“税收”那样，你就连起码的消费者身份都丧失了。官僚机构可以做很好的面子工程，在招生和开放日呈现给家长和社会，但风险在日常随时可能发生。这一点，无论选择公立还是私校，家长都要考虑自己放弃选择权的风险。当你既不能约束学校，也无法约束食堂，你就难免陷入只能跪着维权的境地，丧失了消费者的尊严。
很多时候，丧失了消费者尊严的用户会将希望寄托于官僚机构的监管。然而，岂不知，除了作为加强监管的借口，成为个案主角的机构本身外，所有被监管的供给者是欢迎监管的。因为加强监管意味着进入行业的门槛更高了，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少了。消费者对更好教学质量、更健康美味的餐饮质量的需求是相对固定的，但如何更经济的满足这些需求的办法却不是固定的。在自由准入的竞争体系下，潜在的供给者发挥企业家精神，会打破各种既得利益者的合谋，用更具创新精神的新模式，在市场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消费者最终的保障是消费者主权，也就是他选择的权利。但是选择意味着思考，也意味着选择错误承担风险。然而不想动脑子不敢相信自己的人要比善于动脑敢于为自己负责的人得到更差的结果，不是天公地道的吗？难道家长教育孩子的目的，不是想让孩子成为这样聪明自主的人吗？
归根结底，思考上的懒惰、行动上的怯懦、寄希望于监管的愚昧才是消费者权益的最大敌人。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千万要警惕啊！珍惜你的消费者身份和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