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哲学中除了必须个人正直之外，还需要考虑职业健全的问题。传道人必须理解并严肃对待几件事，因为这些事情乃是整个讲道工作的基础。这几件事情包括呼召、恩赐、对讲道重要性的认识、正确的动机和个人纪律。

4-4 蒙召传道

如今，人们已经不像从前一样强调传道人蒙神呼召的重要性了。曾经一度，按牧委员会要在这件事上极其仔细地考察按牧候选人。然而近来人们已经不常询问传道人蒙召的细节。这真是一件憾事。

如今有些站讲台之人，甚至可能有许多人，都不能清楚地解释自己是否蒙召传道。事实上，有些人可能觉得此事无关紧要。这并不是说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有人选择传道为业，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可以借此改变他人的生命。他们关心他人的生命，对个人和群体的状态都甚为关心。他们认为基督的信息对于社会大有益处，因此愿意直接参与，分享福音。我们很难批评这样的理由。然而，他们似乎缺乏一件事——确信传道是神对他们个人生命的旨意。

一个人选择做传道人，绝非一件小事。若非有着不可动摇的确信，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必须服从，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避之不及的职业。桑斯特（Sangst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睿智的建议：

这是一件崇高而可畏的任务，任何人都当退缩不前。这就是为何教会智慧地要求，任何人作传道都必须有从神而来的呼召。除此之外，无人可以坚持从事这项工作。有人或许开始的时候以此为业，靠着传道换取每日的饮食。有人甚至在开始的时候会喜欢这个工作……在一段时间里觉得心满意足。但是不会太久！他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支撑这一事工。[1]

蒙召服事并非出自人的意愿或谋划，传道也不单是一种职业偏好或出于教会的需要。蒙召传道，乃是人受到神的驱迫而顺从。马克福森（Macpherson）如是说：

没有那位牧师是偶然碰上了这份工作。他成为牧师，也不单单是我们常常说的那样，因为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牵动了他的绳索”（pulled the string）。唯一可以将人牵动，让他顺服呼召做传道人的绳索，乃是他的心绳。只有神可以牵动它！[2]

乔义特（John Henry Jowett）则说：

我想说明，我相信所有真正蒙召服事神的人都会明白，呼召是神主动向人显明其庄严的旨意，是一种奥秘的使命，让人别无选择，只能走上这条道路，成为永生神的仆人和器皿，传讲神的信息。[3]

波拉德（Frank Pollard）在“当代讲道手册（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Preaching）”中回顾了他年轻时写下的蒙召经历。

我是一位传道人，就像莫比迪克是一头大白鲨一样。我无法推脱这个身份。我生来就是如此，受造便是为此。我唯一的野心就是将神话语中藏着的真理发表出来。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以简单、新颖的方式阐明圣经中伟大而古老的真理。我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从神的爱而来的简短言语。对我来说，讲道绝不会变成一件单调乏味的工作，就像鸟儿不会厌倦飞行一样。[4]

这段话仿佛保罗的宣告，回响着使徒的使命感：“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林前 9:16）。

但是，每个人蒙召做传道的经过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通行的方法可以判断。对于有些人来说，呼召来自于属灵寻求的时候甚至属灵危机时，内心确定的感动。对另一些人而言，呼召可能是一次突然的意外事件，就像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所遇见的。还有人的呼召也许是随着生命的成长，渐渐意识到神对他的期待。尽管有人见证说，他们蒙召的时候经历了神势不可挡、吞没一切的同在感，但大多数人蒙召大概都是听到了神在内心发出的“微小的声音”。

传道的呼召通常先临到个人，然后再由教会加以确认。当然，我们在圣经里能够找出蒙召的先例。正如我在别的地方业已说过的，

在新约中，神似乎通过内外两种方式呼召人成为教会的带领者。神的呼召临到，让人有一种不得不行的感觉。与此同时，教会也确认了这是来自神的呼召。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到处能看到这样的例子。那么蒙神呼召之人从来不会是一匹“独狼”，总是会接受更大的基督徒共同体的监督。[5]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巴拿巴和扫罗（后来被成为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开始部分蒙召的经历。尽管保罗意识到自己蒙召服事基督，也常常在书信中见证这种呼召，但他们仍然由安提阿教会确认了宣教士的呼召，并由教会派遣出去宣教。这并没有一点削弱保罗自己蒙召的感觉，而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呼召。

有时情况正好相反，教会首先感觉到神对某人的呼召，而这人自己尚一无所知。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好多次。教会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Schaff）曾经提到过数起。

公元361年，当格里高利回家探访自己的父亲时，父亲当着教会的面，违背他的意愿，甚至事先没有告诉他，就在一个节日里将他按立为教会的长老。这种强行拣选按立的做法尽管极其不合我们的品味，但那时却甚为普遍，当会众心中迫切想要按立一个人时，许多时候事后证明会众的呼声就是神自己的呼召。巴西尔、奥古斯丁被按立为长老，亚他拿修和安布罗修被按立为主教，都不是他们本人的意愿。安提阿不错，格里高利很快就逃到了本都的朋友家里，但随后想到自己年迈的双亲和教会迫切的呼召，于是在362年复活节回到了納西盎，在第一篇讲道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正如摩西或者此后的耶利米一样，考虑到自己的年级，在蒙召之时略微迟疑是有益的；但像亚伦或以赛亚一样，随时听从神的呼召也有益处；也有双方都出于敬虔之心，一方顾及自己天生的弱点而推脱不肯，另一方则看重安提阿的约翰，就是被称为‘金口’的克里索斯托（ Chrysostom, the “golden mouth”）之恩赐，于是教会将他放在了讲台之上，他也就靠着那呼召他之神的大能服事。”[6]

奥古斯丁曾经偶然提到，当他在391年访问希波时，教会不顾他的“抗议和眼泪”，强行按立他为长老，于是从那年开始他就按照主教的要求讲道和研究圣经。[7]

克里索斯托不愿做牧师。事实上，他曾经多次逃避按立。但是在386年，他最终被按立为长老，并为选为安提阿的首席传道人。教会呼召他传道——他自己并未主动要求。比起教会对他的呼召而言，克里索斯托内心几乎没有听到神呼召他传道。[8]

宗教改革时期苏格兰牧师约翰·诺克斯似乎也是一样的状况。作为一位熟读圣经、神学精湛、口才出众之人，诺克斯在1530年被罗马天主教按立。但他从来没有想要做教士或修士，而是做了一所小学的校长。过了很多年之后，在42岁时，他认识了一位名叫约翰·拉夫（John Rough）的传道人。这位不太出名的传道人跟从宗教改革者的教训，很高兴地发现诺克斯与自己想法相同——后者在接受按立之后15年左右的时间里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马克福森（Macpherson）简单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在圣安得烈教堂那个难忘的五月的周日，从前做过阿蓝伯爵（Earl of Arran）的宫廷牧师的约翰·拉夫先生讲道，题目是基督教会选举自己牧师的权力。约翰·诺克斯当时也在座。讲到一半的时候，拉夫先生突然中断了讲道，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请求诺克斯出来服事。“接受你的公职开始讲道吧，”他请求他说，“尽管你想要逃避神沉重而不快的重任。”会众正式通过了呼召。事实上，拉夫只是要求他们投票表决。记录员别致地记录说，“于是，约翰因为困窘而泪流满面，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呼召被会众强制通过了。[9]

从约翰班扬（John Bunyon）的自传看来，他似乎也是被地方教会主动“宣布呼召”为传道的。[10]班扬没有上过学，事实上，他结婚之前甚至不识字。然而，贝德福德那个小小的浸信会教会却看出他是神中意的传道人。

一个更晚近的例子是乔治·W·特鲁特（George W. Truett，1867–1944）不同寻常的经历。特鲁特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城的贝勒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此后他回到东部，在乔治亚州建立了一所高中，自任校长。1889年，他返回得克萨斯，入读格雷森专科学院（Grayson Junior College），计划以后学习法律。那时他参加的教会是得克萨斯的怀特赖特（Whitewright）浸信会。1890年的某个周六晚上，教会常务会议进行之中，突然呼召特鲁特做牧师，让他大吃一惊。一下记载引自波瓦坦·W·詹姆士（Powhatan W. James）所写的特鲁特传记：

他们讨论完了教会的各项事务，在牧师短讲结束之后，在座最年长的执事（当时健康状况已经很差）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开始非常慎重庄严地讲话……

“有一种东西叫做教会的责任，乃是整个教会都当去行的。有一种东西叫做个人的责任，乃是一个人不随从众人的道路，需要独自面对的责任；但是我深信，正如你们也相信的那样——因为我们彼此已经对此谈论过多次——这间教会有责任做一件事，而我们已经耽延良久，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因此，我提出动议，这间教会呼召众位长老出来，按立乔治·W·特鲁特弟兄做牧师，全职从事福音的事工。”[11]

在动议得到其他人附议之后，特鲁特强烈地抗议，坚持说自己情愿做律师。但众人的意愿占了上风，当年晚些时候他被按立为牧师，开始服侍，不久之后去了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第一浸信会做牧师。他在那里杰出地服事了47年，期间该教会会员超过7000人，成为南方浸信会最大的教会。

不论神的呼召首先临到蒙召之人还是先感动了会众，我们都不应当轻视呼召的重要性。知道我们蒙神呼召传道，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度过讲道生涯中那些无法避免的暗淡日子。

蒙召传神的道！传道人的基本底线。愿每位传道人都确信自己的呼召，因此他将毫不动摇地顺服，并找到传道生涯中关于职业选择所有疑惑的答案。[12]